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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糧燃料乙醇項目陷“等政策”尷尬 每年數億噸秸稈利用受阻
www.rjlpai.live 酒精在線網 2015-9-2 7:38:00

  

  我國作為農業大國,根據專家的估計,每年可生成的秸稈高達9億多噸,在全面禁燒政策出臺之后,將秸稈進行資源化利用就成為了業內共識。
 
  在解決了技術問題之后,秸稈資源化利用依然面臨一些現實障礙,比如收儲運成本高企、國家扶持力度不夠等,針對這些情況,國家級專家和地方業內人士紛紛對癥下藥,給出了解決方案。
 
  近日,在國際綠色經濟協會主辦的“2015中國(興安盟)秸稈產業化大會”上,農業部原常務副部長尹成杰介紹,去年我國農作物秸稈的理論產量應該是9億噸左右。
 
  然而,在明令禁止的“秸稈禁燒”之下,由于資源化利用道路不暢,屢禁不止的秸稈焚燒不僅造成了資源的浪費,也造成了對環境的極大破壞。作為夾在政府和農民中間的秸稈企業,他們也有自己的難處,包括收集秸稈成本高、啟動資金缺乏、政府扶持力度不夠等。
 
  中糧集團生物能源事業部總工程師嚴明奕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中糧計劃做秸稈制燃料乙醇的項目,現在正在做這方面的工藝測算,技術已經準備好了,沒有問題,現在就等著國家補貼政策。”
 
  企業稱政府補貼不足
 
  秸稈焚燒排放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顆粒物等大氣污染物,帶來的環境、安全等問題顯而易見,禁止燃燒秸稈成為了最近幾年環保工作的重點之一。
 
  除了“堵”之外,“疏”的工作也一直在加強。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意見》,明確要求推進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支持秸稈收集機械還田、青黃貯飼料化、微生物腐化和固化炭化等新技術示范,加快秸稈收儲運體系建設。
 
  目前,秸稈的資源化利用途徑主要包括:造紙、飼料、發電、沼氣、燃料乙醇等。
 
  嚴明奕介紹,從生物質利用來看,秸稈發電是比較低端的利用,且大部分工廠在虧損,只有少部分出現盈利;用微生物發酵制造沼氣,沼液會里面有很多無機物比較難處理;造紙方面則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回報率只有3%~4%,建一個廠起碼要運轉20年以后才能賺錢。
 
  往后秸稈資源化利用的方向之一是做燃料乙醇,去年我國液體燃料對外依存度是58.5%,往后肯定是超過60%。嚴明奕稱,中糧想做燃料乙醇項目,現在正在做這方面的工藝測算,技術已經準備好了,沒有問題,就等著國家出補貼政策,因為現有補貼太少。
 
  據了解,目前水分含量在30%左右的秸稈,賣給資源化利用企業的價錢大致是每噸280元至300元,只有這樣的價錢,才可能保障收儲運經紀人有一定的利潤,才能調動他們收集秸稈的積極性。“做造紙的話300元左右每噸(秸稈價錢)還可以接受,如果國家不出政策,按照現在的油價,做燃料乙醇只能接受價格在200元以下的價格。”嚴明奕說,如果國家補貼不變的話,油價要漲到75美元一桶才行,但現在的油價是45美元一桶。
 
  與國外相比,中國在政策補貼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嚴明奕介紹,美國對纖維素乙醇每加侖補貼1美元,相當于是1700元/噸,而現在中國補貼是600元/噸,這就遠遠不夠,每一個產業剛剛起步階段,如果沒有政策方面的支撐,很難做。
 
  同樣看好中國秸稈制燃料乙醇市場的丹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其母公司是一家丹麥企業,他們正在積極尋求中國合作伙伴,但是同樣遭遇成本高、油價低等問題。
 
  丹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師韓斯普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最近國際油價持續走低,中國的燃料乙醇價格和燃油價格是直接掛鉤的,這也導致產品銷售的價格受到影響。不過,盡管存在油價低、生物質資源價格不確定性因素等,但是在中國大多數地區做的市場調研表明,該行業還是有積極的產出。
 
  每年2億噸秸稈被丟棄
 
  “據有關專家測算,農業每投入一塊錢種玉米,五毛錢生長的是籽料,另外五毛錢生長的是秸稈。”尹成杰介紹,我國是農作物秸稈生產大國,去年的糧食產量是6.2億噸,按照1:1.5的谷草比來計算的話,我國農作物秸稈的理論產量應該是9億噸左右。
 
  據了解,從熱量的角度來看,秸稈燃燒值約為標準煤的50%。一噸普通秸稈的營養價值與0.25噸糧食的營養價值相當。我國農作物秸稈理論產量為9億噸,若全部用于燃料可折合約4.5億噸標準煤的熱值,如果將其全部作為飼料來利用也相當于2億噸糧食加工成的飼料。
 
  但是,秸稈的資源化利用率并不高,以玉米秸稈較為集中的內蒙古興安盟為例,其秸稈的資源化利用率不足40%。
 
  國家發改委環資司副司長馬榮介紹,2014年秸稈綜合利用的收集量達到8億多噸,利用量達到6億多噸。到去年為止,秸稈的綜合利用率為78%。
 
  目前全國每年約有20%的秸稈在農村腐爛或焚燒,沒得到有效利用。
 
  在現有的秸稈資源化利用產業中,由于受到收集秸稈成本高、啟動資金缺乏、政府扶持力度不夠等因素影響,相關企業規模較小,秸稈資源化利用市場潛力仍沒有被有效挖掘。
 
  以秸稈回收價格為例,尹成杰介紹,在實際調研中發現有些生物質企業就因為農作物秸稈逐年漲價而垮掉,今年可能收購價格是1毛,第二年就要1.5毛,第三年成為2毛,這樣加工企業成本逐年上升,直至難以承受。
 
  實際上,采收系統不成熟,導致該行業發展潛在風險增加,是當前中國秸稈資源化利用領域的最大問題之一。
 
  嚴明奕認為,秸稈的收儲運是很難的事情,其中涉及到商業模式、機械成本、技術性等眾多問題需要解決,企業需要探索好的商業模式,提高技術水平,降低生產成本,政府也應該有相應的補貼和管理政策加以扶持。
 
  馬榮介紹,近期發改委正在會同農業部和國家林業局研究關于加快林業循環經濟發展的意見。另外,發改委會同農業部、財政部、環保部即將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和禁燒工作的通知。
 
  農業部也透露,在秸稈綜合利用上,擬從2016年開始,每年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遴選技術成熟、規模較大、產業化程度高、實現商業化運作的企業給予信貸支持,培育可持續發展的龍頭企業。
 
  《《《
 
  業內專訪
 
  內蒙古興安盟科技局局長王永生:國家應恢復補貼以合作社收儲秸稈是未來方向
 
  ◎每經記者李彪
 
  在環保的巨大壓力之下,以前農作物收獲季節田間處處冒煙的問題受到高度關注。
 
  去年初,國務院發文將秸稈禁燒工作納入對各地大氣污染防治實施情況的年度考核和終期考核范圍。在安徽、河北等地,因為秸稈禁燒工作不力負責人被約談甚至被免職的情況不斷出現,但在加強封堵的同時,疏導變得更為關鍵。
 
  然而,秸稈資源化利用涉及農民、企業、政府等多方的利益,需要平衡各方訴求,將整個產業化的鏈條打通,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如何將企業與農民利益捆綁?政府如何做好支持與監管?
 
  帶著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在當地有“秸稈王”之稱的內蒙古興安盟科技局局長王永生。
 
  遭遇收儲運難題
 
  NBD:興安盟每年秸稈量多少,資源化利用率多高?
 
  王永生:我們這邊秸稈的資源化利用率不足40%。目前,我們的種植面積是1600萬畝,保守估計秸稈量達到1500萬噸以上,其中玉米1200萬畝,按照一比一計算秸稈量是1200萬噸,再就是雜糧雜豆和其他經濟作物。在全國來說,秸稈量不算太大,但是,區域集中度好,組織化程度高,市場容量大。
 
  NBD:政府每年都在秸稈禁燒上大力推進相關工作,但是問題依然較多,屢禁不止的背后主要是什么問題?
 
  王永生:屢禁不止是因為沒有把秸稈當成資源,更沒有形成價值,被當成是廢棄物,只要把秸稈綜合利用起來,禁燒的問題就解決了,用“堵”的辦法是行不通的。因為“堵”了這么長時間仍然不起作用,干部來了就不燒了,走了之后又冒煙了,這就是因為采取的是被動解決秸稈問題,主動的方式是把放錯位的歸位,體現出秸稈的價值,用積極的方式讓秸稈轉化增值。
 
  要把秸稈作為農業的另一半,因為我們化肥、農藥等供養,一半給了籽粒,另一半其實給了秸稈,我們只是把籽粒作為唯一的收獲物進行收獲,現在要把秸稈也作為收獲物來對待,這才是完整的農業。
 
  目前在秸稈的資源化利用上,主要是收儲運系統不完備,抗擊市場風險和道德風險的能力在弱化。我們的資源化利用率在全國只算中等水平,在禁燒上也才剛剛起步,只是初見成效,由原來老百姓把秸稈就地焚燒或集中焚燒,變成拉到家里進行加工,變成燃料和飼料。
 
  存在騙取補貼問題
 
  NBD:在秸稈資源化利用上,國家有哪些利好的鼓勵政策,地方上有一些什么樣的補充政策?
 
  王永生:國家出臺了一些列政策,包括秸稈禁燒政策和秸稈綜合利用政策。其,有一項政策是,一年轉化10000噸秸稈,生產1000噸顆粒飼料以上,就可以申請財政補貼,補貼標準是每噸顆粒飼料或燃料260元,省級政府以下配套補貼不低于60元,如果補貼到位,必將對秸稈轉化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現在秸稈轉化仍然處于高成本階段,這是由于科技水平、技術水平等因素帶來的,國家補貼正好能夠有效彌補利潤部分。
 
  我們制定了一項政策,從今年初開始,利用3年時間,全盟的800個行政村屯每個村屯要建設一個秸稈轉化廠,政府每年拿出5000萬資金,每個加工廠補貼25萬的設備費用。還有就是靠專業合作社牽頭,實行股份制。
 
  NBD:國家加地方財政共有320元/噸的補貼金額,應該是比較可觀了,現在這個補貼落實得如何?
 
  王永生:政策出臺了以后,實施了一段時間,最后就中斷了。
 
  一開始制定這個政策的時候,全國秸稈的轉化量不到100萬噸,政策出臺以后一年時間秸稈轉化量達到了550萬噸。但是,550萬噸里面的水分特別大,絕大多數是項目建成以后,騙取、套用財政資金,沒有轉化那么多,國家發現這個問題以后,這個政策就被暫停了。
 
  現在我們是呼吁國家繼續執行這項政策,搞試驗示范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制定政策或繼續執行政策提供一些依據。
 
  此前的這種補貼是直接補貼給企業,我們現在做補貼還是以企業為主,企業經營活了,才能保證轉化,我們要吸收過去的教訓,加強監管,制定強制的手段和懲治的措施,對騙取、套用財政資金的行為應該加強處罰,才能真正保護轉化企業的合法利益,避免財政資金的“跑冒滴漏”,真正發揮財政資金的作用。
 
  國家補貼應盡快恢復
 
  NBD:一些企業在秸稈資源化利用上出現虧損問題,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王永生:在該領域虧損問題比較普遍,較為典型的是經常出現農民隨意漲價的問題,這首先是農民的意識造成的,還有就是資源化利用的企業和農民的利益沒有直接掛鉤,沒有建立起利益共同體。
 
  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是完善收儲運體系,一個是建立利益共同體,真正把老百姓作為企業原料的供應商,企業獲得的利潤要有一部分回饋給農民。
 
  同時,我們探索走合作社的路子,合作社購買的機械為老百姓統一服務,免費幫老百姓收割糧食,但是,秸稈要提供給合作社,這樣成本就降下來了。這些都是企業自己組織的,但農民比較認同,可能是今后推廣的方向。
 
  NBD:破解秸稈禁燒難、資源化利用率低、農民隨意漲價等問題,從政府層面亟需解決什么問題,實現秸稈資源利用產業,中國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王永生:政府層面,一個是要積極出臺扶持政策,完善產業標準,另一個強化服務、監管,再就是通過提高組織化程度,來化解市場的風險、道德風險。
 
  我建議盡快恢復國家補貼政策,并增加配套監管措施。
 
  秸稈資源產業化利用實際上已經起步,專家和學者多年的呼吁,已經上升到了決策層面,還有科學水平、技術水平的提高,讓秸稈資源化轉化已經不是問題,秸稈的多元化利用已經趟過了探水區,達到了市場化推廣的程度,這些都是產業化應用的重要標志。
 
  (文章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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